表现为直觉、体验等存在认知以及对感性的超越和压抑。

在王弼看来言、象、意乃是层层递进的关系，象是用于表意的最初手段，言则是对象的进一步说明，言和象共同构成了表意的工具，三者之中意为最根本的所在。具体而言王弼的创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汉易所建构的象数体系的逻辑框架进行了反思。

至宋之际，人们对于经典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从汉代的章句训诂之学开始转向文字义理的阐发，故两宋之际的学风一转而为因经而明义。15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3页。而王弼认为，建构象数体系逻辑框架的最终目标在于传达《周易》中蕴含的圣人之意，而互体、卦变、五行等说的引入反而使得圣人之意被形式所遮蔽。这样，老子的道便代替了《周易》的阴阳之道，具有了无状之状，无物之象之特征。因此，西汉象数易学的主要特点在于赋予易象以新的内容，将易象体系自然化、逻辑化，以更好的与政治社会相结合。

若其以有为心，则异类未获具存矣。5刘震:《从史巫之士到易儒合流》,《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离开义理，象数会沦为巫史之流。

而此卦气说试图在《周易》经传的基础上，将时间、空间等要素与《周易》的象数体系进一步结合。虽然《易传》的作者、产生年代、归属学派等内容至今为止尚存有争论，而且《易传》七种十篇当中的思想主旨亦各有侧重，但其对象的新见解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明确并细化了易象的内涵以及卦象与物象的对应关系。纵复或值，而义无所取。这套易象体系发端于《周易》经传，作《易》者通过对外在世界的观察，结合阴阳符号及卦爻辞为我们构建了一个意义丰富的易象世界。

正如孔颖达所言：凡易者象也，以物象而明人事。综上，王弼通过对汉易的反思，对易象的作用及其与义理的关系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也因此诞生了义理学派。

在此基础上，使得《周易》的象数体系能够更为完整的与周天之数相配。三、大象无形：易象的超越性内涵汉魏之际，战乱频繁，社会分崩离析，为大一统服务的经学不再适应当时社会的需求，神秘的天人之学亦逐渐走向没落。如果说是无形，那么必然无象，正如《老子》所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汉初之际，为恢复经济秩序，稳定政治统治，当时的统治者以黄老之学为主，采用了修养生息的政策。

这套理论体系的主要特点乃是赋予象数体系以自然哲学的内涵以及丰富和完善这套象数体系的逻辑框架。易学之研究亦是如此，象数语言乃是义理的表达方式，只有对象数语言有一透彻的理解方能进入到易道的体悟当中。结语综上，《周易》象数体系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呈现出多种不同的形态，人们依据自身对易学的理解，从不同角度丰富和完善着这套象数体系，也使得这套象数体系逐渐逻辑化和哲学化。故我们要了解《周易》中象的意义时就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第一，这个象代表着什么？第二，我们如何去看《周易》中的这种种象？我们以坤卦六五爻辞为例，其辞曰：黄裳元吉。

这个时期的象数体系虽仍然以卦气说为主要内容，但是已经剥去了西汉象数易学谶纬神学的面纱，融古文易与今文易为一体，其学术重心不在于通过《周易》言灾异为政治统治服务，而是将象数语言的重心放到经典诠释当中。汉代易学尤其是东汉易学为了达到象数体系和卦爻辞文字一一对应的目的，新增了卦变、消息、互体、升降、纳甲等方法。

这在丰富了易象逻辑体系的同时，也使得这套象数体系丧失了其生机和活力。汉代之际的易学家们在此基础之上建构了一套具有完整逻辑体系的自然哲学形态，将卦象符号、卦爻辞与宇宙流行、人伦日用的联系规律化、系统化，使得易象体系进一步完善。

至明清之际，官学以程朱为尊，明代易学传承整合了以程朱为主流的宋代易学，在某些方面或某种程度上修正了宋代易学的缺陷，推动了易学的发展。这个大象便是冯友兰所说的《周易》之代数学，王弼把《周易》恢复到宇宙代数学的地位，代数学讲的是一些公式，公式中没有任何数目字，而任何数目字都可代入其中。也因此这套象数体系就不再仅仅是对客观对象的描述，而是超越了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这乃是因为《周易》中所包含的象乃是人类在对外在事物直观的基础上凝练而成一种符号意识，这种符号意识源于感知，但是却又高于感知，它不仅是人类对外在事物的认知，还是占筮主体通过特定的象将前人的经验和智慧与其当下的生活相结合的媒介。但到了休谟那里，这种依据的确定性和可靠性被推翻，在休谟看来这些观念无不依赖于人的习惯和常识，仍然是经验的推断和总结。21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第1649页。

因此，《周易》理论体系的核心不在于如何去认识这个世界，而是在于思考人如何在这个世界当中更好的生存。【1】他将象思维视为易学乃至于中国哲学的根本思维方式，认为这一思维方式超越了西方概念思维的主客二分之弊端，乃是中国哲学中最具原创性的思维方式。

而魏晋之后，人们试图从有形、有象之中寻求可以统摄有无的道，这样象数体系就不仅仅是外在物象的简单模拟，而是一让道显现的过程。【7】故无论《周易》古经还是《易传》，均认为易象是表达义理的重要方式，象数中蕴含着义理，而义理又脱胎于象数。

在王弼看来言、象、意乃是层层递进的关系，象是用于表意的最初手段，言则是对象的进一步说明，言和象共同构成了表意的工具，三者之中意为最根本的所在。具体而言王弼的创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汉易所建构的象数体系的逻辑框架进行了反思。

至宋之际，人们对于经典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从汉代的章句训诂之学开始转向文字义理的阐发，故两宋之际的学风一转而为因经而明义。15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3页。而王弼认为，建构象数体系逻辑框架的最终目标在于传达《周易》中蕴含的圣人之意，而互体、卦变、五行等说的引入反而使得圣人之意被形式所遮蔽。这样，老子的道便代替了《周易》的阴阳之道，具有了无状之状，无物之象之特征。

因此，西汉象数易学的主要特点在于赋予易象以新的内容，将易象体系自然化、逻辑化，以更好的与政治社会相结合。若其以有为心，则异类未获具存矣。

5刘震:《从史巫之士到易儒合流》,《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道既然是形而上者，那么它必然就不能是有形，有形的就会沦为器。

这促使王弼试图从此繁杂的物象当中找到万物存在之本，认为如此方能解决汉易过度注重有形物象的弊病。故东汉易学家通过发明各种新的象数体例，重构《周易》象数体系的逻辑框架，让《周易》象数体系与自然哲学的内涵更好地融为一体。

10丁四新:《汉末易学的象数逻辑与中的人文价值理念的象数化》,《哲学研究》2019年第5期。23邵雍:《邵雍集》,中华书局,2010年,第150页。故在这一时期义理易学逐渐取代了象数易学成为易学的主流，而王弼毫无疑问乃是易学义理派的奠基者和代表者。故在《周易略例·明象》中王弼便提出：是故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

虽然象数易学之重心在于丰富易象体系内涵，完善其逻辑框架，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不重视义理内涵的阐发。二、意义赋予：易象的自然内涵及逻辑框架两汉之际，易学迎来了其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形成了易学诠释的第一个流派——象数学派。

这一论断开启了中国学界对《周易》象思维研究的进程，迄今为止，学界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其弟子郑玄进一步延续并深化了马融对象数体系的这种思考，郑玄先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而后又事扶风马融而学古文易，且对《易纬》亦有深入的研究。

【8】而至武帝之际，在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影响下，易学家们开启了将《周易》天人之学与阴阳五行术数思想融而为一的道路，故而我们看到西汉之际的易学家试图将当时所盛行的阴阳五行灾异之说引入到易学诠释当中，由此产生了易学所特有的卦气之说。《周易》所特有的阴阳之道便透过此象数义理合一之模式而展现，离开了象数去单纯的谈义理，则会抹杀了易学的独特性。